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抢签“不可能打工”男子:病态网红经济背后的流量焦虑

“精神领袖”一词,在网红经济、直播、短视频等娱乐内容泛滥的当代社会,正在被重新“定义”。

最近,因屡次偷盗电瓶车被捕、渡过了长达4年牢狱生涯的周某,再次被推向了流量高点。此次,30多家网红公司开着豪车蹲守周某家里,希望签约周某将其打造成网红,数百万到上千万的的高额签约价频繁被提及。

被叫着“精神领袖”、“窃格瓦拉”的周某,一时间从盗窃惯犯成了占据流量和关注度的网络红人。

实际上,周某被高价抢签的现象,只是乱象丛生的网红经济市场一个微小侧面。

在网红经济被过度挖掘、放大的最近几年,不乏因为一句话、一张照片、一段视频就登上社会热点的网络红人。他们一夜之间被追捧,看起来钱途无限,但很快又被遗忘于江湖。他们同时也是被流量被资本裹挟着的人。

不断有人在成为新的网红,值得我们思考的是,网红经济,到底应该是怎样的?MCN、经纪公司对于流量至上的追捧,是否也说明了他们其实已经陷入流量困境?

当我们关注这场闹剧时,我们在看什么?

捧红周某的视频来源于2012年周某在一次被捕后的采访。“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”“进看守所感觉像回家一样”,周某淡定自若地说出了令寻常人震惊和捧腹大笑的金句,后迅速走红网络。

周某后来被判刑1年6个月,于2013年刑满释放。但是2014年他再次因偷盗入狱,2015年出狱。2016年,周某第四次入狱。

随着网络媒体、视频内容平台的发展,周某的那段视频多次被拿出来二次创作,无数网友在B站鬼畜区制作、传播着他的搞笑视频,在社交媒体上讨论着关于他的段子,网友还给他起了个“艺名”:窃格瓦拉。

今年4月18日,周某终于出狱。虽然一开始网友们更多是调侃、玩梗的心态在看热闹,但随着大量网红公司抢签周某的现象发生,一场引发巨大争议的闹剧也就开始了。

在接受采访时,刚刚走出监狱大门的周某说:“感觉就像做场梦一样,第一时间想回家看一下父母。”他提到多陪陪家人,后悔以前做的事情,也提到想补偿家人找回失去的时间。

对于签约做网红一事,周某在媒体采访中表示,不会去签约,因为不可能给别人打工。事实上,在狱中待了4年的周某,对于如今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并不能完全理解,他可能都不知道别人为什么叫他“窃格瓦拉”,更不懂直播、网红的概念。“不可能,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”,在被问到是否签约时,周某如此回答。

周某的流量价值在短视频平台上已经开始显现,在抖音、快手上,出现了不少未经认证、挂着周某名字和头像的账号,有的账号没有发布任何内容,已经收获十几万到三十多万粉丝,以及数百万点赞。

擅长玩转网红、流量经济的人们,都想在周某身上获取流量和利益。这像极了在大衣哥朱之文门口直播的人,有人靠着直播朱之文的日常,过上了富裕的生活,甚至一个账号卖出60万元。

这不是我们身边特有的现象。2014年夏天,美国34岁的Jeremy Meeks因为一张入案照突然走红,被称为“史上最帅罪犯”。此后不仅有无数网友追捧他的颜值,更有多家模特经纪公司开始接洽与其谈合作签约,包括范思哲和阿玛尼在内的大牌公司也表示有意聘请其当服装模特。尽管很快Meeks更多的信息被挖出:一家5口均有犯罪记录,其父亲是个强奸杀人犯……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网红,踏入时尚圈、影视圈,收获富二代女友。

Meeks的走红始终是一个巨大的争议。而这样让人震惊和唏嘘的事情,已经不断在现代社会发生着。

有人认为,“作为一个被偷过手机的人,我这辈子都不会支持一个贼当网红。”但有人也觉得,看窃格瓦拉的视频很有意思。

随着这类网络红人的走红,部分开始收割流量和金钱,网红经济行业多年来建立的平衡和制度,正面临被打破的可能。

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在他的《娱乐至死》一书中指出,电视时代蒸蒸日上,但改变了各种话语的内容和意义,政治、宗教、教育、体育、商业和任何其他公共领域的内容,也在由曾经的理性、秩序、逻辑性,逐渐转变为脱离语境、肤浅、碎化,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,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。而人类无声无息地成为娱乐的附庸,毫无怨言,甚至心甘情愿,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。他告诫公众要警惕技术的垄断。

这一现象,在网络媒体不断发展的今天,也同样上演着。技术的进步,为大众带来了更加丰富的生活娱乐方式,但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信息和资源更加纷杂的现状,以及对社会价值观的思考和判断。

被消费的“窃格瓦拉”们

当然,从法律层面,周某曾经如何,法律已经作出了相应的惩罚。即使周某未来签约要成为网红,也无可厚非。

一位法律行业从业人员表示,从法律的角度看,时代迅速发展,以前很多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,网红经济存在是可以理解的。网红职业也是合法合规的,只要周某在从事这份职业的过程中,不违反法律规定,不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可。

从经济价值的角度考量,机构、经纪公司签约周某,不一定就不适合做。但从社会价值观的角度看,这个事情可能不会被行业认可、被大众支持。

“抢着签周某的网红经纪公司很不负责任,这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价值观导向,但凡有原则的公司都不应该干这个事情,做内容或者媒体相关行业的人,一定要考虑所做事情产生的社会影响。”在接受新浪科技采访时,红人产业链服务商火星文化CEO李浩认为。

“不是说不打工不对,而是不打工以偷窃为生,价值观是有问题的,周某是以这样的一种价值观走红,然后可以成为网红、可以签约、可以赚很多钱。这对网民、青少年的价值观引导会出现偏差。”

李浩表示,这种现象还会为平台招致监管层面的密切关注,同时会给经纪公司带来巨大的风险。

实际上,随着此事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,一些监管层面的声音已经出现。中国广告协会21日就针对部分机构欲签周某的这一举动发表声明,对某些网红经纪公司为“流量变现”而丧失道德底线、有悖社会主义价值观和良好风尚、损害社会化营销产业业态形象的行为表示反对。

中国广告协会明确,抵制“刷单”、刷量、刷评价等任何形式的数据造假,对损害消费者权益、虚假夸大等行为进行公开点评,公布网红经纪公司及“网红”红黑榜单,促进社会化营销业态的健康发展,服务诚信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。

在如今的网络和社会中,网红也在成为一个“自媒体”,他们做的事情是和媒体、传播有关,就需要考量其社会价值和对社会的影响。

上述律师表示,签约周某这样的红人,对MCN机构或者经纪公司来说,也是有风险的。其风险在于周某是否能带来充足的流量和购买力、是否能够适应直播,公司是否能够规范和引导周某的直播行为。

一般而言,平台会有监管义务,而经纪公司如果和周某签约劳动合同,周某就是其员工,周某的职务行为一般代表公司,也就是说周某工作中引起的纠纷,一般是由公司来承担。

诸如此类的问题,在过去早有前车之鉴。因为社会热点意外走红的素人不少,包括拉面哥、吹头哥、杭州小吴、大衣哥、流浪大师……他们中有人在逃离流量战场,有人转型做了网红,有的在爆红之后逐渐消失在大众视野。很少看到他们之中有人能长久吃下网红这晚饭。

从行业角度来看,高价签约之后,红人持续生产内容能力至关重要。

目前,机构或者经纪公司一般可以通过规避合同风险,来达到风险最小化,利益最大化。“经纪公司看重的其实也是短期利益,肯定会考虑其中的风险,所以会在合约中规避这些风险。一些经纪合同对红人也是不利的。”

“窃格瓦拉”们,能救网红经济吗?

别人眼中走了狗屎运的周某,他自己觉得幸运吗?我们不知道。但可以看见的是,在这场网络流量争战中,不懂网红和直播的周某,同时也是被资本和流量推着向前的一个平凡人。

资本和流量为何要追捧周某?其背后,也揭露出网红产业中,日渐稀缺的流量资源的困境。

“现阶段流量稀缺资源,大多数的MCN或者网红经纪公司都很难,他们希望找到这种自带流量的人。”

李浩告诉新浪科技,现阶段MCN机构其实面临着一个比较大的问题。从表面上看,行业内平台很多,不管是微博、抖音、快手,还是淘宝直播、小红书、拼多多,到处是MCN的战场。当平台越多,需求就越大,表面上看MCN进入了一个很好的阶段,但实际上 MCN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。“行业整体的洗牌已经拉开序幕了,但有的玩家还没意识到,MCN已经在一个高度白热化竞争的红海战场拼杀。”

他表示,头部的红人自带流量和吸引供应链及客户的能力,他们对MCN的依赖性最弱的。而10万粉丝以上的腰部红人,群体数量不小,活跃红人大概有20万左右。MCN的主战场,正是在服务这部分头部和腰部的红人。

“这个主战场有多大?抖音快手两个平台加起来,10万粉丝以上的活跃红人只有14万-15万。2019年4月份开始,短视频平台上的腰部红人活跃用户数据是下滑的,每个月基本上有环比位有下滑的趋势。”

李浩表示,这是因为大量的红人做到10万粉丝以上就开始出现瓶颈,而平台对于这类红人的容纳量是有限的,越来越多的素人在涌进来都抢流量;此外,腰部红人过于集中在泛娱乐品类,非常饱和、同质化很高,因此他们的变现能力弱,变现不行,红人的持续产出的动力就不够了。

在这样的主战场,竞争非常激烈。对MCN、网红经纪公司来说,新的流量从哪里来、商业变现效率如何提升,都成了问题。

所以也就出现了为什么会有一些MCN、网红经纪公司想要高价签约“周某”们,很大原因是希望解决流量困境。

同时,行业内上大部分MCN机构,更像一个红人经纪公司、签约机构,没有持续的内容生产能力、用户运营能力、客户网络,也没有在供应链上生根,并不具备核心竞争力。而红人对于MCN的核心诉求涨粉、变现,得不到满足。

如此,MCN和网红经纪公司在接下来一两年会面临非常大的洗牌压力。

“这就是现状。”李浩说到。

近几年,以短视频和电商直播为代表的社会化营销已成为经济发展新业态,但同时也在促使社会制度作出更多的规范。新传播方式的出现捧红了很多东西,歌曲、人、地方、食物,甚至生活方式,但我们在追求经济、商业价值的同时,也要时刻保持对社会价值的思考。